在大众的普遍认知里，黑猩猩往往被视为残暴的动物。它们会无故对其他小动物大打出手，甚至还有联合起来攻击银背大猩猩的记录，更令人震惊的是，它们之间还会爆发极为残忍的同类战争。其中，“贡贝黑猩猩战争” 尤为引人关注。这场战争是由极具传奇色彩的女科学家珍妮・古道尔在坦桑尼亚西北部的贡贝国家公园记录下来的，这场持续了 4 年的血腥冲突，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黑猩猩的固有看法。
珍妮・古道尔是一位专注于研究黑猩猩行为的科学家。1960 年，年仅 26 岁的她毅然孤身前往非洲，深入丛林，努力融入黑猩猩群体。她为黑猩猩族群和个体逐一命名，与它们一同生活，细致入微地观察它们的行为，这份工作她坚持了长达 55 年之久。在珍妮・古道尔开展研究之前，黑猩猩一直被认为是温顺且不会捕猎的动物，正是她的研究，揭示了黑猩猩鲜为人知的 “黑暗面”。
故事始于 1970 年，这是珍妮・古道尔在非洲观察黑猩猩的第 10 个年头。当时，她和同事们正在贡贝国家公园密切关注一个被命名为 “卡萨克拉” 的黑猩猩族群。据她的记录，在长期首领 “迈克” 的带领下，这个族群曾经十分团结。然而，1970 年，首领迈克卸任（相关文献未明确其卸任方式，但大概率是被推翻，不过此后它仍在族群中，且表现得较为平和），这一变动导致族群开始出现分裂迹象。这一点与人类群体颇为相似，越是团结的群体，在失去备受认同的首领后，越容易走向分裂，因为群体成员很难迅速接受新首领。
迈克卸任后，一只名为 “汉弗莱” 的雄性黑猩猩成为卡萨克拉族群的新首领。但两只强壮的雄性黑猩猩 ——“休” 和 “查理” 兄弟，显然对汉弗莱的统治不服，开始处处与他作对。比如，当汉弗莱带领族群前往北面觅食时，休和查理就会带着部分成员前往南面。尽管此时大家仍会回到共同的 “营地”，在面对外部威胁时也能团结起来，但随着时间推移，分裂已不可避免。最终，在 1973 年前后，矛盾激化到无法调和的程度，两个 “派系” 发展成为完全独立的社群。
一个是由新晋首领 “菲根” 带领的族群（汉弗莱也在其中），该族群由 8 头成年雄性、12 头成年雌性以及若干未成年个体组成，它们离开公园南部，前往北部生活；另一个是休和查理建立的新族群，它们带着 4 头雄性、3 头雌性及其后代留在南部。当珍妮・古道尔观察到原卡萨克拉族群彻底分裂为两个族群时，她分别为它们重新命名：菲根带领的被称为 “新卡萨克拉”（即北部亚群），休和查理带领的则被命名为 “卡马哈”（即南部亚群）。
虽然此时两个族群已各自占据一块领地，但这并非故事的终点，而是残酷战争的开端，因为黑猩猩似乎无法容忍 “背叛” 行为。起初，两个族群相遇时，只是互相示威，并未引发直接冲突，甚至部分成员还表现出友好的态度，年迈的老首领马克就是其中之一。不过，起初卡马哈族群相对更为强势，休和查理被描述为无所畏惧，而新卡萨克拉族群的黑猩猩则表现出畏惧，常常选择绕道而行。
大约在 1974 年 1 月 1 日前后，珍妮・古道尔发现新卡萨克拉族群中有 6 头成年雄性黑猩猩聚集在一起，似乎在 “密谋” 着什么（只有一只名为 “撒旦” 的成年雄性未参与）。1974 年 1 月 7 日，两个族群首次爆发冲突。新卡萨克拉族群中此前 “密谋” 的 6 只雄性黑猩猩，以及一只名为 “吉吉” 的雌性，共同袭击了卡哈马族群的一只亚成年雄性个体 “戈迪”，当时戈迪正在树上觅食。戈迪在遭受袭击时多次试图逃跑，但均被抓回。攻击者将它摔在地上殴打，直到它一动不动才罢休。随后，这群黑猩猩欢呼庆祝，一边叫喊一边扔拖树枝，然后撤离。戈迪在攻击者离开后站了起来，回到自己的族群，但不久后因感染死亡。这是人类首次发现黑猩猩蓄意试图杀死同类的行为。
卡马哈族群的第二个受害者是一只名叫 “德” 的成年雄性，它的遭遇与戈迪几乎相同，被多只新卡萨克拉族群的雄性及雌性吉吉袭击，最终回到族群后不久也死亡。第三个受害者是年迈的雄性黑猩猩 “歌利亚”，它此前与新卡萨克拉族群关系友好，但这份友好并未让它幸免于难，它的遭遇最为悲惨，新卡萨克拉族群甚至试图将它的各个器官拔下来。歌利亚死后，卡马哈族群的首领之一休失踪，研究人员未能找到其遗体，珍妮・古道尔认为它也被新卡萨克拉族群谋害。另一个首领查理是第五个受害者（第四个成年受害者），其死亡过程未被记录，但有渔民报告称听到 “激烈冲突的声音”，三天后，查理的尸体在卡哈马河被发现，身上布满 “可怕的伤痕”。在查理之后，一只残疾的成年雄性黑猩猩 “威利・沃利” 也消失不见，再也没有出现。
卡哈马族群最后一只雄性是年轻的 “斯尼夫”，在卡哈马族群的 5 只雄性死亡后，它存活了一年多，期间曾尝试融入其他族群，甚至短暂融入过新卡萨克拉族群。然而，黑猩猩似乎真的无法容忍 “背叛”，新卡萨克拉族群最终还是残忍地杀害了斯尼夫。而卡哈马族群最初的 3 只成年雌性黑猩猩，一只被杀，两只失踪。这场黑猩猩战争一直持续到 1978 年才结束，长达 4 年之久，最终以卡哈马族群的覆灭告终。不过，也有人认为，黑猩猩的失踪并不一定意味着死亡，它们可能逃到了其他族群。
这场战争的残忍程度令人咋舌。珍妮・古道尔在回忆录《通过一扇窗：我与贡贝黑猩猩的三十年》中这样描述：“当我在夜里醒来时，恐怖的画面时常在我脑海中突然浮现 —— 撒旦将他的手窝成杯状置于斯尼夫的下巴下面，以承接从斯尼夫的伤口中涌出的鲜血来饮用；平日颇为和善的老罗道夫起身将一块四磅重的巨石砸向戈迪俯卧的身躯；乔米奥从德的大腿处撕下一条皮肤；菲根，一遍又一遍地追逐并击打着歌利亚孱弱而不断颤抖的身体，而后者 (歌利亚) 正是前者 (菲根) 的童年英雄之一……”
事实上，黑猩猩之间的战争并非个例。《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分析了 18 个黑猩猩族群，科学家们总共记录了 152 起黑猩猩被杀事件，其中三分之二死于敌对族群的突袭。此外，黑猩猩的 “黑暗面” 远不止发动残酷的同类战争。它们还会联合起来密谋篡位；向雌性展示自己的方式极为残暴，会拳打脚踢、撕咬恐吓，甚至拔掉雌性的毛发；雄性会杀害幼崽，以便让雌性重新育儿，雌性同样会杀幼，因为它们不希望其他雌性的孩子分享资源。有人说，在非洲的深夜，如果听到黑猩猩的哀嚎，很可能是有雌性黑猩猩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贡贝黑猩猩战争让我们看到了黑猩猩社会中残酷的一面，也引发了我们对于动物行为和进化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