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开展全面消灭蚊子的建议》引发社会热议。国家卫健委在回应中表示，将着力提升灭蚊技术研发与环境综合治理能力，而非追求绝对消灭。这一表态既体现了对民生关切的积极回应，也折射出科学界对生态平衡的审慎态度。在这场关于”是否该彻底消灭蚊子”的辩论背后，实则隐藏着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深层命题。
一、蚊子的”罪与罚”：疾病传播者的双重面孔
不可否认，蚊子确实是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威胁。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每年约有7亿人感染由蚊虫传播的疾病，导致数十万人死亡。疟疾、登革热、寨卡病毒等疾病不仅威胁热带地区居民健康，更随着全球化进程向温带扩散。在我国，乙脑、疟疾等历史性疫病虽已得到有效控制，但仍存在输入性风险。
然而，将蚊子简单定义为”害虫”可能忽视了其生态价值。作为食物链中的关键环节，蚊类幼虫是鱼类、两栖类的重要饵料；成虫参与植物授粉过程；某些物种甚至承担分解有机物的生态功能。哈佛大学昆虫学家E.O.威尔逊曾警告：”消灭任何一个物种都可能引发不可预知的连锁反应。”2010年巴西尝试根除埃及伊蚊却导致其他病媒生物增殖的案例，印证了生态干预的复杂性。
二、技术现实与治理困境：为何”灭绝计划”难以实现？
从技术层面看，现有灭蚊手段存在显著局限性。传统的化学杀虫剂面临抗药性增强和环境污染问题；基因驱动技术虽在实验室取得进展，但野外释放可能引发生态灾难；物理防控（如灭蚊灯）效率低下且覆盖有限。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投入数亿美元研发的沃尔巴克氏体细菌不育技术，目前仅能在局部区域形成种群压制。
经济成本同样构成重大障碍。据估算，全球每年用于病媒控制的经费超过30亿美元，若转向全面灭绝计划，投入或将翻倍。发展中国家有限的公共卫生预算需优先保障疫苗接种、药品供应等更高效的干预措施。世界卫生组织病媒控制部门负责人Raman Velayudhan指出：”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必须用在刀刃上。”
三、中国实践：从”消灭”到”防控”的范式转变
我国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经历了从运动式灭杀到综合治理的转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除四害”运动虽短期内降低蚊密度，但很快出现反弹。近年来推行的”环境治理为主、化学防制为辅”策略成效显著：通过清除积水容器、改造排水系统等措施，城市蚊媒传染病发病率下降超80%。广东省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规范化的孳生地清理可使蚊幼虫密度降低90%以上。
爱国卫生运动的成功经验证明，可持续的防控需依托社区参与。上海市开展的”市民寻访团”活动，动员居民排查小区积水点；杭州市推广的”数字孪生灭蚊”系统，利用物联网监测蚊情动态。这些创新实践表明，现代病媒控制更应注重建立长效机制而非追求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四、科学理性的选择：分层防控与精准施策
面对蚊害问题，国际公共卫生界倡导分级管理策略：
- 高风险区域重点防控：在疟疾流行区持续实施室内滞留喷洒和长效驱蚊剂应用；
- 城市环境综合治理：优化城市规划减少积水，推广生物防治（如食蚊鱼投放）；
- 个人防护教育普及：加强防蚊知识宣传，推广物理防护用品使用。
基因编辑等前沿技术可审慎应用于特定场景。例如针对传播寨卡病毒的埃及伊蚊，在封闭岛屿开展种群抑制试验；对农业害虫兼性吸血蚊种，探索不育雄蚊释放技术。但所有干预必须经过严格的风险评估和伦理审查。
五、超越二元对立：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认知
“全面消灭”的口号背后，反映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生态学家提出的”共同进化”理念提示我们：与其追求彻底消灭，不如学会与之共存。日本研究团队发现，某些蚊种携带的沃尔巴克氏体菌株能阻断病毒传播，这为生物防控开辟了新思路。英国科学家甚至尝试利用基因驱动技术使蚊子后代仅产雄性，逐步实现种群自然衰退而非灭绝。
在气候变化加剧病媒扩散的当下，构建韧性防制体系比盲目追求灭绝更具现实意义。这需要政府完善监测预警网络，企业研发环保替代产品，公众提升健康素养形成合力。正如国家卫健委答复所言：”改善人居环境才是治本之策”，唯有将病媒控制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大局，才能实现真正的健康共赢。
这场关于蚊子的争论终将回归理性——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如何智慧应对的必答题。当我们放下”赶尽杀绝”的执念，或许能在科学与伦理的天平上找到更恰当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