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正站在数字化生存与 AI 化生存的临界点上。

1995 年，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创始人尼古拉・尼葛洛庞帝 （Nicholas Negroponte） 出版了影响深远的《数字化生存》 （Being Digital） 。他在书中预言，信息的传播将从 “原子” 转向 “比特”，技术将使生活个性化、去中心化，人们将拥有 “全天候、全方位、无处不在” 的数字生活。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然活在他预言的中轴线上。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数字化并不是故事的终点 —— 它只是开始。人工智能 （AI） 的崛起正在重塑我们与技术、与世界乃至与自我的关系。在这新的转折点上，我们或许需要一个更新的概念：AI 化生存。

预言与现实：跨越三十年的技术答卷

回望过去，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所描绘的技术图景，恰如埋藏在世纪之交的一颗时间胶囊。作为未来学家，他的预言有兑现、有落空，呈现明显的分野：

已实现领域

尼葛洛庞帝在 1995 年作出的三大技术判断 —— 信息个性化、网络化与界面自然化 —— 在今天都已成为现实。个性化方面，从亚马逊的推荐算法到 Netflix 的内容推送，从社交媒体的信息茧房到 GPT 为用户量身定做的文本，数字系统确实越来越懂 “你”。网络化方面，互联网成为生活基础设施，移动终端、智能家居、车联网、可穿戴设备等，构建了一个实时互联的环境。人人在线、万物互联，是基本的物质性条件。人机自然交互方面，当年尼葛洛庞帝预测 “人与机器将不再靠键盘、鼠标沟通”，现在，我们早已习惯用手指在手机上滑来滑去，对着智能音箱说话，甚至通过脑机接口读取大脑活动来解读思维。

最重要的，尼葛洛庞帝所提倡的 “比特取代原子” 的核心观念，被证明为惊人的远见。这首先体现在信息的民主化 （democratization of information） 上：博客、维基、微博、短视频、开源软件等工具，令每一位个体面向全球发言变得轻而易举，并推动了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信息的数字化、维基百科、开放获取 （open access） 、知识付费、慕课 （MOOC） 、大模型提示 （prompt） 等，改变了教育与学习，使 “随时随地可学” 不再是梦想。

在传统媒介中，信息生产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传播是单向的、集中式的 （one-to-many） ，而尼葛洛庞帝预言未来的传播是多对多的 （many-to-many） ：每个人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可以是发布者，信息将根据个体兴趣精确送达，即从广播走向 “窄播” （narrowcasting）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尼葛洛庞帝期待信息技术能成为 “解放工具”，而不是复制旧的不平等结构。

另一方面，比特经济 （biteconomy） 的兴起，印证了尼氏 “比特比原子更值钱” 的论断。原子的世界，以物理商品为中心；比特的世界，以数字信息为中心。数字商品取代实体商品成为主流，深刻改变了经济结构、产业组织与个体的生活方式。

音乐、影视、图书等内容全面转向数字化传播，信息逃脱物理物品的束缚，从纸张、唱片、胶片中抽离，转化为可随时分发的比特；比特的零边际成本、可复制性与即时传输优势，令内容行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虚拟资产成为新型商品形态：游戏皮肤、NFT、数字藏品等原本没有实体的 “比特物品”，已经被市场广泛接受，并拥有经济价值。它们代表了一种全新的 “消费”：为身份认同、参与感或情绪价值而付费。就连工业社会大家司空见惯的货币，现在也完全数字化了。

从商业模式的视角看，App 是比特经济的主要推手与催化器。自 2008 年苹果推出 App Store 以来，App 不仅成为数字技术商业化的主要入口，也悄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时间感、消费习惯与社交方式。最直观的，是衣食住行全部 “平台化”：从点外卖到打车，从订酒店到租房，“做选择” 变成 “刷推荐”，生活中的决策行为转由算法协助完成。App 以 “即时接入”“弹出式通知” 的形式侵入生活每一个空隙，把人们的时间切割成微单位，时间由线性计划转为 “事件驱动”，变得更即兴、更被动、更难掌控。时间结构的这种碎片化与重组，使 “在线身份” 成为生活不可须臾或离的构成部分，人们的个体认同、亲密关系、社交资本越来越依赖 “在线表现” （ 或者更直白地说，是 “在线表演” ） 。一个人是谁，越来越多地被 “刷的内容”“展示的生活”“点赞的图谱” 所定义。

在生活方式如此转变的背后，“数据即财富”，比特成为关键生产资料：今日的算法经济中，数据 （即比特的积累与流动） 成为驱动广告定向、产品推荐、舆情预测、AI 训练的关键资源。经济权力转移到掌握数据采集与分析能力的主体，由此将平台型企业推至经济主导地位。大科技公司控制 “比特流通” 基础设施：平台经济的核心是占据比特的分发渠道。掌握搜索、社交、分销与支付系统的平台企业，在 “比特经济” 中如同工业时代的铁路公司和石油寡头。

与之相对应，劳动方式也比特化了。Zoom、Slack、Google Docs 等工具实现了协同工作与远程办公，导致了数字游牧的兴起，使劳动力脱离办公场所束缚。自由职业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 “比特流动”。“创作者经济” 建立在信息可复制的基础上：博主、播客、短视频创作者等，依靠比特传播获得粉丝和收入，“内容即资产” 成为新的价值逻辑，流量本身已可变现。而外卖与零工 （gig work） 作为数字化劳动的典型代表，深刻体现了平台资本主义、算法治理与劳动不稳定性交织的新型劳动关系。

未达预期部分

从尼葛洛庞帝的思想中可以延伸出一种技术嵌入身体与技术隐退界面的前瞻。随着世界经历 “从原子向比特的迁移”，信息日益脱离物质载体，成为轻盈的、可传输的 “比特”。在这个趋势中，设备应越来越 “轻量化、隐形化”，直至 “消失于背景”。尼葛洛庞帝强调技术的最终理想是 “变得无感知 （unnoticeable） ”，与人的生活无缝融合；因此，不应由人来适应技术，而是技术走向适应人 —— 人机界面的理想态是 “零界面”。

这就是尼葛洛庞帝的 “技术的隐形性” 理念，他认为，“界面将消失”，“技术将如空气般环绕我们”，在无须被意识到的情况下，最终化作环境的一部分。但是，这种 “隐形性” 的发展并不如人意：人机交互界面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复杂、更具入侵性。首先，我们发现，技术 “外露” 得更明显：手表、耳机、眼镜、手环、头盔等无处不在。其次，尽管很多设备的初衷是 “与身体合一、无缝辅助”，但它们往往变成了存在感极强的监控器、通知源、压力源，制造新的身体负担和认知焦虑，使人类感到 “更少自由” 而非 “更融洽”。例如，Google Glass 的失败就显示了 “永远在线” 与隐私需求的根本矛盾。

隐形、无感的计算设备非但没有实现，反而很多时候变得显眼、沉重、需要充电和配对。尼氏所看好的智能代理、全息助理、可穿戴设备、虚拟现实 （VR） 等都未成为主流，智能助手也仍然停留在工具层面，无法胜任真正的 “数字管家”。

从可穿戴设备来看，本应实现与身体、生活环境的无缝融合，让人类的 “数字化生存” 更轻松、自由，但现实却是，被动监控 （你尊奉设备逻辑） 替代了自然互动 （设备理解你） ，“自我量化” 反成 “自我规训”。背后的原因很多，有商业模式驱动：许多穿戴设备围绕数据收集与行为绑定构建营收模型，而非真正 “隐形计算”。技术尚未 “智能到足够消失”：当前设备仍依赖物理接口 （触控、APP） 与周期性充电，无法实现 “无感融合”。用户对 “身体 — 技术” 的界限尚未适应：可穿戴设备侵入了人的身体亲密区，但技术尚未像 “衣服” 一样自然存在。

尼葛洛庞帝曾经相信，VR 将在教育、娱乐、远程交流中成为主流媒介，实现高度沉浸式交互。然而这些年来，虚拟现实的大众化严重滞后。虽然 VR 技术已有显著进步 （如 Meta Quest、Apple Vision Pro） ，但仍未成为家庭和日常工作生活的普及设备。成本高、设备不便携、内容生态不足、长时间使用体验不佳等问题限制了其渗透率。这可以说是尼葛洛庞帝的一个判断失误：他高估了硬件发展与人类适应性的速度，低估了屏幕、手机等 “轻量” 界面的粘性。

语音界面的发展同样，尽管 Siri、Alexa、Google Assistant 等语音助手普及，但人们仍主要依赖图形用户界面 （GUI） ；尼葛洛庞帝所认定的语音将成为最自然、最广泛的人机交互方式的想法没有落实。这方面，他高估了语音识别技术的普适性和语境理解能力。

尼葛洛庞帝还曾畅想，家庭中的每个设备都将联网并可以智能协调，灯光、温控、厨房、电器等全面智能化。今天，智能家居在技术上可实现 （IoT 设备不断增多） ，但系统整合复杂、品牌互不兼容、安全隐患大；用户对 “自动决策” 仍存疑虑，实际使用远不如预期流畅。这方面，他低估了用户习惯迁移的难度以及生态碎片化的阻力。

当年我在翻译《数字化生存》的时候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预测，是尼葛洛庞帝乐观地估计，人类将很快拥有 “智能代理” （intelligent agents） —— 这种程序能够深刻理解用户偏好，主动学习、预测并满足其个性化需求，就像一位 “数字管家”，为你筛选信息、管理日程、安排生活，是未来信息社会的理想助手。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哪怕在 2022 年之后，我们拥有了 ChatGPT 等大模型，以及眼下层出不穷的各类所谓 “智能体”，在智能助手方面，仍远未达到 “可信、长期、个性化” 的智能代理标准，仅仅是在某些功能上对早年构想有所接近而已。

这是因为，在技术层面上，用户建模与上下文感知存在瓶颈。尽管大语言模型如 GPT-4 在自然语言处理上取得突破，但它们并不具备真正的 “意图识别” 与 “情境推理” 能力，不能像人一样长期追踪和理解用户的深层偏好和变化。

个性化模型也付之阙如。智能代理若真想 “懂你”，需长期积累并调适个人行为轨迹、情绪倾向、偏好动态，但当前技术多依赖 “泛化大模型” 而非 “个人化小模型”，缺乏真正可持续跟踪的机制。

在数据层面，平台封闭与数据孤岛阻碍了全域整合。个人的浏览记录、消费行为、健康数据、社交关系等分散在不同 App 和平台之间，互不兼容，智能代理难以整合成一个 “全景用户画像”。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开放的数据协议或隐私保护框架，支撑 “跨平台个性代理” 的技术生态，在实践中缺乏互操作性标准。

其实，平台并不鼓励 “帮你做决定” 的代理。这里凸显出广告与算法经济的矛盾：智能代理若真的能 “过滤无效信息”“降低消费冲动”，将损害平台基于注意力和数据剥削的盈利模式。平台希望你上钩，而不是帮你脱钩，这使得 “为你” 的代理功能被转化成 “为平台牟利” 的推荐引擎 （如抖音算法） ，失去了尼葛洛庞帝设想中的用户主权。

更可注意的是，在尼葛洛庞帝书写《数字化生存》的年代，人们对 “自动化生活” 充满乐观与好奇；而如今，在社交媒体焦虑、注意力碎片化、AI 伦理担忧日甚的背景下，“让机器来替我决定” 已不再是全民愿景，而可能被视为危险。考虑到信任、隐私与控制感，用户是否真的想被 “完全理解”？ 很多人对被机器预测和 “管束” 感到不适，担心丧失自主权。特别是，“隐私炸弹” 随时可能引爆：一个真正懂你的智能代理需要读取你的邮箱、健康、社交、位置…… 而这引发对 “监视性亲密关系” （surveillance intimacy） 的恐惧。并且，算法透明性不足，用户对机器 “为何这样建议” 往往无从得知，也难以反驳，缺乏 “可解释性”，这也造成对智能代理普及的阻碍。

以上，我择要分析了尼氏预言的几个主要的未达预期的方面。然而，正如尼葛洛庞帝应我之邀为《数字化生存》20 周年中文纪念版所写的专序中所说的：“与一个真正的、堪称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误判相比，这些只是细枝末节，事实上微不足道。”

这个最大误判就是：当年，尼葛洛庞帝深信互联网将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我相信互联网将促进全球共识，乃至提升世界和平。但是它没有，至少尚未发生。”

例如，他对 “去中心化” 的憧憬在现实中被少数数字巨头的 “再中心化” 策略所粉碎，导致数据与权力的高度集中。用户数据基本被平台掌握、出售或滥用；区块链等去中心化身份系统仍未大规模普及。他设想的 “全球知识平权” 仍被民族国家、算法偏见、语言霸权等因素所限制，而 “促进全球共识” 的社会愿景更被算法茧房和地缘冲突所消解。甚至就连全球统一的互联网都已经变成了 “分裂网”，随着全球化的退潮，数字世界日益呈现巴尔干化趋势。国家主权在互联网治理上愈发强化，出现了数据主权、网络防火墙、技术脱钩、数字冷战等现象；不同国家构建 “数字高墙” 以维护政治与经济利益。同时，算法推荐导致的认知窄化也与《数字化生存》倡导的开放精神背道而驰，技术的人文性日渐消退。

总体而言，我并不把尼葛洛庞帝以上的预言不足视作 “失败”，更准确地说，它们是 “变形” 与 “迟到”。尼氏受制于自身的一些局限性：比如说，技术决定论色彩浓厚，倾向于高估技术自主发展的力量，低估社会、制度、伦理的反馈；对资本与权力结构过于乐观，忽视平台控制、算法权力与国家干预带来的新控制形式；对生态系统整合困难预判不足，忽视了硬件间兼容性与用户操作门槛的问题。

“数字化生存” 是否还能解释 AI 时代？

当 ChatGPT 在 2022 年引发全球 AI 浪潮时，我们突然发现：人类正站在数字化生存与 AI 化生存的临界点上。这场技术进化不仅关乎工具迭代，更是认知框架的彻底重构。

如果说 “数字化生存” 描述的是人类进入屏幕、进入比特、进入网络的初期状态，那么 AI 化生存则标志着技术从媒介性向代理性的跃迁。在 “数字化生存” 中，技术是工具，是通道；而在 “AI 化生存” 中，AI 不仅是工具，更是合作者、竞争者，甚至替代者。仅举以下几点，足以说明 “AI 化生存” 对 “数字化生存” 范式的超越。

从 “自我表达” 到 “内容生成”：创作者属性的重新配置

数字化让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而 AI 让机器也加入了创作队伍。从图像生成到文本撰写，AI 与人类的界限日渐模糊。

数字化时代的最大革命之一，是 “自我表达” 的解放。如前所述，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曾预言信息的民主化，而 YouTube、微博、抖音、小红书等平台正是这一预言的具体实现：创作权不再是精英阶层的专属，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 “发声”。

然而，随着生成式 AI 的兴起，我们正经历一场新的转换：从 “人主导的自我表达” 走向 “人与 AI 协同，甚至 AI 主导的内容生成”。ChatGPT 写诗，Midjourney 画画，Suno 作曲，Sora 生成短片…… 创作不再意味着从内心出发的情感表达，而可以是 “提示工程” 的结果，是 “算法召唤” 的产物。这标志着创作的范式发生根本变化：

创作不再仅由 “经验” 驱动，而被 “预训练模型” 重塑。人类知识的边界，被 AI 系统中训练语料的数据分布所替代。

内容的 “原创性” 被重新定义。AI 生成的图像、音乐、小说甚至论文，其作者性 （authorship） 不再清晰。

表达的目的不再只是 “自我呈现”，而是服务于算法分发和流量机制。TikTok 和 B 站的 “内容工厂” 现象，以及 AI 一键生成的短视频，正是 “算法驱动内容生成” 的典型产物。

正如技术史学者雪莉・特克尔 （Sherry Turkle） 所言，我们正在从 “人与技术对话” 走向 “人与技术共同构成现实”。在这一新现实中，创作不再只是表达内在的 “我”，而是协商、调用、操控各种系统性力量的一种实践。

从数字身份到 AI 人格：主体的外化与虚拟人格的生成

在 “数字化生存” 的阶段，个体通过社交账号、评论、发帖等行为，构建出一个 “数字身份” （digital identity） —— 它是现实自我的延伸，是人在网络中的投影。这种数字身份虽经编辑、美化，却仍以 “我是谁” 为核心，承载着个体的心理需求：展示、交流、归属、认同。

然而，步入 AI 化生存时代后，原先的 “数字身份” 正在发生深刻变异，向 “AI 人格” （ AIpersona） 转化。这种转化体现在以下几个维度：

第一，人格的可复制性与外包性。

在 AI 助手系统中，比如 ChatGPT、Character.AI、Replika、微软的 Copilot 乃至 Siri 的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