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你们，不要救我”，这是 20 岁规培护士苏诗雨在生命终结前最绝望的呐喊，它被反复留存在她的手机备忘录里。2024 年 12 月 27 日，苏诗雨从居民楼 19 层天台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而此时距离她成为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规培护士，仅仅过去了五个月。

苏诗雨出生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父母靠着在菜场卖猪肉维持生计。童年时期的她，居无定所，也常为家庭的生计而烦恼。成为一名护士，对她而言，是能看见未来、获得稳定生活的希望。当得知自己被五官科医院录取时，她曾欣喜地拥抱母亲，将这份录取视为对自己能力的肯定。可谁能想到，这份她寄予厚望的工作，却成了将她推向深渊的 “黑手”。

苏诗雨所在的手术室，工作强度堪称 “地狱级别”。作为巡回护士，手术过程中，她要随时为医生提供所需物品，协助处理突发状况。她曾透露，一天要协助完成二十多台手术。手术间隔极为短促，导致她中午只能在 10 到 20 分钟内匆忙解决午餐，甚至为了避免上厕所而不敢喝水。手术室是个容错率极低的环境，任何一点小失误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而初入职场的苏诗雨，难免会出现一些差错。拆错耗材、贴错眼睛、器械操作失误，这些错误让她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自信心逐渐瓦解，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在苏诗雨的工作中，错误与批评如影随形。每一次失误后，接踵而至的都是领导和医生的责备。她曾因拆错手术耗材，被四位领导谈话，之后还写了反思日志发给带教老师，坦言 “最近心理负担大，考试和背书也有压力，觉得自己一直做不好，所以频繁出错没有进步” 。在那些关于出错的聊天记录里，“快” 是被经常提到的原因。由于手术量巨大，手术间隔短，一切都在追求速度，可太快了她又跟不上。刚接触一个手术还没消化，就进入下一个；刚熟悉一个医生的习惯，就又要去适应另一个医生。同组的一位规培护士，就因考试没通过，提前离组了。

而规培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培训缺失的问题也暴露无遗。苏诗雨入职短短 13 天后，就开始参与手术，可她手册中记载的眼科护理入门培训，却在一个多月后才开始。这意味着，她在尚未接受充分理论与实操培训的情况下，就被推上了高压的手术台。带教老师们也因工作繁忙，常常分身乏术，无法给予她一对一的详细指导，苏诗雨只能依靠自学，艰难地摸索各种手术流程和不同医生的习惯。此外，作为教学型医院的规培护士，她还被要求参与科研任务，这进一步压缩了她本就稀少的休息时间，身心疲惫感与日俱增。

持续的高压工作、频繁出现的错误、无休止的批评，以及鲜有的肯定，让苏诗雨的精神状态急转直下，逐渐出现重度焦虑和中度抑郁的症状。她曾多次向同事表达待久了真的要 “玉玉”（抑郁）。她两次向带教老师提出想调到压力较小的病房，然而她的请求要么被延迟，要么被间接拒绝。即便医院知晓她的抑郁症诊断，并进行了谈话疏解，但却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将她转移到更适合的工作环境。

在病魔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苏诗雨却对回到工作岗位产生了一种近乎偏执的渴望。她害怕跟不上进度，担心考试不过，拿不到规培证，因为这意味着她将失去稳定的职业前景。她也害怕自己的心理疾病会导致被劝退，既去不了病房，手术室也不再接纳她。这种既无法适应又无法逃离的困境，让她的内心备受煎熬。她认为请病假会成为父母的负担，影响家人的情绪，觉得 “我不能拖你们后腿，我再这样逃避下去，我们家都会被我搞坏” 。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自责感，将她一步步逼向了更深的绝望。

在自杀前一天，苏诗雨再次强烈要求上班，还表示 “不用担心，我绝不给你们惹事” ，可依然未获批准。当她来到宠物医院，看着 4 年前姐姐送的小仓鼠心搏骤停，这个曾是她精神支撑的小生命消逝，或许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半个多小时后，她从附近居民楼的 19 层天台纵身跳下，一个年轻鲜活的生命就此陨落。

苏诗雨的离去，是一记沉重的警钟。在医疗体系中，规培生处于一种尴尬的 “夹心层” 位置。他们名义上是学生，却承担着住院医师的职责；他们是医疗行业未来的希望，可现实中却常被当作写病历的机器和勤杂工，承担着巨大的工作量，却得不到与之匹配的报酬和尊重。每一个披上白大褂的医学生，首先都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鲜活个体，他们的痛苦与绝望，是整个社会和医疗体系必须重视的严肃课题。只有正视这些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才能让救死扶伤的初心不被冰冷的现实消磨，才能让更多刚毕业的医学生不再陷入规培的困境，避免更多悲剧的发生。